2月25日，2016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2016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哪些方面的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针对其中的热点话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记者：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请问如何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
李伟：随着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我国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明显提高，而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随着消费升级明显加快，日益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的需求很多，但有效供给却跟不上。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供给侧政策倾向主张对外、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干预、降低税收，在制度上减少，注重结构调整，关注中长期目标；需求侧政策倾向主张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给、扩大需求、干预，在制度上加强对经济的管制，更注重总量调整，关注中短期目标。
就我国当前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是解决供需矛盾和结构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给侧泛化，要把供给侧体制机制的重点与相配套的政策调整区别开来，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区别开来，与具体产品的升级换代区别开来。具体讲，供给侧结构性，就是要通过着力推动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提质，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动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结构性今年的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既包括体制机制内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调整内容。
记者：2015年，发达经济体总体继续好转，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持续减速。如何看待2016年国际经济走势？
李伟：2016年国际经济走势变数加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初步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从上年的1.8%提高到2%，为连续第二年提高，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从4.4%下降到4%，为连续第五年减速。受此影响，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从2014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3.1%。按实际贸易量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增速从2014年的3.4%提高到3.8%，发展中国家则从2014年的4.5%下滑到1.5%。在跨境投资方面同样出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同比增长90%，而发展中国家仅增长5%。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2.4%，2016年增速将小幅回升至2.9%，但低于去年6月的预测值。
在这样的外部之下，中国外贸出口也下降了1.8%，但在22个主要出口国当中，降幅是最小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2014年的1.7%有明显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的利用外资金额在连续三年下降之后，2015年只微跌1%。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中国商品在总体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被国际投资者看好。2016年我国要把握好资本账户的节奏，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有序调整，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有助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
李伟：国务院前不久出台了关于钢铁和煤炭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不少化解产能的政策措施，但是，要真正落实见效，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什么是“管用的”退出政策。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要退出，就涉及人员安置和资产损失及债务的问题。国有企业退出大量的债务损失要由谁来承担？如何让银行有积极性核销债务？要不要承担一部分债务损失？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目标问题。化解过剩产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市场需求变化。比如，2013年全国原煤产量是39.74亿吨，2015年是36.85亿吨。另外，2013年全国进口煤炭3.27亿吨，而2015年只进口了2.04亿吨，所以，实际上国内的需求下降了4.2亿吨，占2013年煤炭产量的10%左右，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的。因此，“十三五”期间煤炭需求量、钢铁需求量的变化趋势，对判断化解过剩产能的目标至关重要。
三是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需要推动，哪些行业可以依靠市场化解。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很多，钢铁、水泥、石化等等，如果都靠亲力亲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有些行业依靠市场就基本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要仔细分析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特征，采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产能过剩。
记者：金融风险是今明两年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金融领域值得关注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伟：一是银行体系风险压力巨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今明两年，随着“去杠杆”“去产能” “去库存”的推进，商业银行经营将更加严峻，风险有可能更为集中。
二是外汇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不容小觑。今年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方面，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可能导致资本继续回流美国；另一方面，境内主体资产全球化配置趋势也越发明显，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也将加大资本流出压力。
三是民间金融风险快速上升。民间金融涉众性强、地域范围广、风险积聚快，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同时也加大了向正规金融体系传导的可能性。
四是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风险是风险防范中的难点。随着金融综合经营不断推进以及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在不同市场、行业以及机构间传递，引发连锁反应和叠加冲击。
记者：受结构调整、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如何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李伟：完善社会政策体系，是保障民生、防范社会风险、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基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高度重视社会领域的相关政策研究。
一是要注重研究就业风险防范问题。受结构调整、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要加强就业监测与分析，为就业政策调整完善提供依据。同时，做好包括破产关闭企业员工相关权益、就业困难人群再就业安置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预案和政策储备。
二是要注重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五中全会《》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思，很多具体的方式方法仍需要认真研究。
三是针对快速城镇化，加强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我国存在城市内“二元结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突出，必须加快解决。最关键的是要公共服务体制，努力保障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记者：在新常态下，必须把创新作为培育经济新增长动力的根本途径。夯实创新发展的根基，要从哪几方面着力？
李伟：201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4.1个百分点，创新创业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是，推动创新发展的新动能还在萌芽阶段，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仍然突出。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创新发展，增强的定力和信心。创新发展要兼顾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重塑制造大国的竞争新优势。
第二，实现创新发展要有新、新政策。支持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要多抓基础、搞好、做好服务，多采取普惠性措施，少直接干预。
第三，要夯实创新发展的根基。必须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工业技术基础、强化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产品质量等基础性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要抓住创新方面的关键问题。深化科研经费和科研管理制度、加强和技术转移的平台和机制建设等是对创新影响最大的“牛鼻子”问题，应该率先突破。
第五，要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深度参与供给侧结构性，促其提升品质，实施一批重大的创新升级工程。(经济日报记者 祝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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